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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g Archives: 80後
給孫啟烈上一堂經濟課
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於報章撰文，質疑食肆員工爭取有薪午膳時間是鼓勵「不勞而獲」云云，其文中提到，「企業的情況各有不同，我們不能一刀切把太多的社會責任強加到企業身上」，「應該由政府承擔及鼓勵企業以自願的方式推行」，否則就是「有違香港原來崇尚的核心價值」，「香港的自由經濟是否起了根本的變化」云云。 本人在商學院裏執教，社會學、社會運動甚麼的我都不懂，但經濟學入門，倒不介意給孫主席上一課。 幾十年前，香港經濟還沒怎樣發展，大家隨便能吃就算，食肆的食物衞生都不管。後來大家覺得這不成，開始說要講究食物衞生。那時一些食肆老闆埋怨：「不能把食物衞生的責任加到企業身上」，但消費者自覺去選擇那些衞生的食肆，這些食肆生意大增，不潔的食肆慢慢被淘汰。這是自由經濟。 是自由經濟的力量 十幾年前，香港經濟已十分不錯，坊間食品質素已大為改善，但食肆卻不大管服務態度。後來大家覺得這不成，開始說要講究服務態度。那時一些食肆老闆埋怨：「不能把改善服務的責任加到企業身上」，但消費者自覺選擇那些服務良好的食肆，這些食肆生意大增，那些劉德華口中「服務態度唔得」的食肆慢慢被淘汰。這是自由經濟。 今次大家樂事件中，所謂社會運動的力量，其實亦即是自由經濟制度下的市場力量─消費者利用自己的「 money vote」去選購貨品：不光顧無良僱主的商店，轉而選擇良心企業。 從經濟學而言，這跟消費者自覺不再光顧那些「服務態度唔得」的商店，讓其自然淘汰，並無二致。這非但沒有違反香港精神，更是自由經濟制度的良好示範。 市場需求良心營運 大家樂事件，對於有遠見的商管人而言，是一個商機的啟示：現在市場已有所轉變，需求是「良心」營運，聰明的做法是把公司轉型為良心企業，以爭取市場。 事實上，大家樂為保市場，亦不得不盡快擺脫「無良」的營運模式，以爭取顧客。 若有人連這個商機也看不到，卻在埋怨「把太多社會責任加到企業身上」云云，其實就跟十年前那些埋怨「把太多的服務質素責任加到企業身上」而不去求變的企業一樣，故步自封，最後只會適應不了市場改變而被淘汰。 (拙作刊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《蘋果日報》《論壇版》)
從皇后碼頭到廣州街頭
雖然香港部份主要媒體都說廣州的撐廣州話行動只有數百示威者，但從網上流傳的圖片及《蘋果日報》的報道，我們知道，其實是「近萬名廣州八十後無懼當局打壓，昨（七月二十五日）以散步形式如約聚會，堅撐廣州話」。 為了發展抹去方言 廣東方言被指甚具歷史意義，據說是中國各種方言中，承襲最多古漢語元素的一種，如保留最多之九個聲調。有說廣東方言太多「有音無字」情況，但近年學者都已作出考證，不少廣東用字都是古用語，反而在現代中文中卻已流失。不過就退一步說，就算廣東方言無甚歷史意義，但她作為地區方言，對廣州人而言本身亦包含地區文化價值在其中。 不過，在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的國家主旋律中，這些所謂文化價值確是並沒甚麼位置可言，為了「整體發展」大局着想，消抹這種方言，似乎就變得合理。我估計不少半生為「發展」而勞碌的廣州中年人，也會認同廣東方言讓路是理所當然的。或許當局從沒想過，今次打壓廣州話事件，反應最激烈的，竟然是一班與這方言的歷史意義最不着邊的年輕人。 這個情況是否似曾相識？幾年前，香港政府基於發展至上的原則，打算清拆皇后碼頭填海發展。當時卻跑出一班最不應對這歷史建築有回憶的年輕人，他們打出集體回憶的口號，以出乎政府意料的激烈行動抗議。自此以後，香港的本土意識才開始被喚醒，「發展至上」的價值觀開始被社會反思，然後有反高鐵等反思社會發展的事件，而年輕人就成了新的社運力量。 今次廣州的事件，可說是當日的保育運動的一個延伸，同樣是以年輕人為行動骨幹。香港的社運發展影響，似乎刺激了他們的本土意識的討論，亦於這一件偶發的政府打擊本土文化事件中，一下子引發出那種集體抗爭意識，造就這次萬人示威事件。 喚醒集體抗爭意識 大概廣州政府根本沒想過簡單的方言問題，與個人利益關係不大，竟然可以引發如此大型的迴響，這情況有如當日香港政府對保育人士的出乎意料。今次廣州事件，最大的影響力不在今次是否真的影響到方言的政策，而是讓廣州年輕人的集體抗爭意識被喚醒。我預期，今次事件後，以後廣州或其他廣東省城市，會出現更多由年輕人推動的社會運動，有如近年的香港。 香港一些不支持社運的人，會說社運無用，在現政治架構下根本改變不了政策決定。但撐廣州話行動，告訴香港人，社運雖未必可立即改變施政方向，但卻能喚起其他人的公義意識，包括中國其他城市的中國人。 是故香港人不應輕視社運之長遠影響力，更應視之為推動中華民族邁向民主之個人責任。當日香港變相公投時，有人說，我們不但為香港人而投票，更為中國人而投票，現在當知道此言非虛。 (拙作刊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《蘋果日報》《論壇版》)
港版熱比婭陳巧文
11月7日，萬人包圍立法會反高鐵撥款前夕，警方重案組派人到陳巧文家，詢問陳巧文本人去向。1月9日，警方重案組高調在香港電台門口，正式拘捕陳巧文，指其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今年元日遊行期間涉襲警。 陳巧文本人沒有跑到山區去躲起來，在各個場合都公開出現，連記者也很容易找到她本人，若說警方真的是因為找她不到，而要在拘捕前打擾其家人，那不能不懷疑警方的輯捕能力。此外，若陳巧文真的在個多月前涉及「重案」，這個多月來她多次在公開場合出現，甚至多次與警察面對面接觸，但警方卻不作拘捕，卻讓涉重案的「危險人物」在街上亂走。另外陳氏所涉事件每次都有數十至數百人一起參與，為何偏偏只拘捕陳巧文？那其他數十「重案人物」警方就任其自由了？警方是否失職？至於弱質纖纖的陳巧文竟然能襲擊女警，儘管在嚴格法律的定義下或有其事，但訴之於大眾理解的話，那些「被襲」的女警會不會有點汗顏了？是次行動乃實行「白色恐怖」的「政治拘捕」，我想無人有異議，在此不贅。 本文反而想討論一下警方這行動的政治理念，順道說一下我對「80後」的見解，趕一下熱潮。 就這年多兩年的各次社會運動中，陳巧文確是不時都成為傳媒焦點，但原因都並非她是什麼運動領袖，極其量只算是走得比較前的一個，事實上我從未聽過一個由她發起的活動，甚至未見過以她名義發出鼓勵參與活動的訊息。我說陳巧文不是運動領袖。這不是要矮化她本人的貢獻，卻是指出在現時的社會運動發展中，根本就沒有什麼領袖的概念。 「80後」青年人都是各自為政，並沒有一個統一組織，也沒有共同認可的領袖或認同的規則。大方向的想法可能近似，但其實每次行動每個決策，都只是自己代表自己。「80後」青年中也會出現分歧，互不支持，上網搜索一下，會發現「80後」青年中根本就有不少是反對陳巧文的，例如元旦遊行後「陳巧文長毛爭論事件」就顯示，根本沒有誰管得了誰。但每次運動，陳巧文本人及其反對者往往都在其中。 近兩年很多社會運動，發起人都不只一個，亦非由單一團體領導，當然有一些傳統組織會聚在一起討論一下安排，但更多的是青年人自己各有各做。網上發起參與行動的群組，動輒數十個，除了時間地點有共識外，訴求目標、活動形式或成員組織都沒有共通點。在最近的元旦遊行中，甚至見到連時間地點也開始各有說法的情況，就是因為一班青年人不認同大會安排的遊行終點，只是中聯辦後門的對面，致有衝擊中聯辦事件的出現。 這次警方高調滋擾陳巧文及其家人，大概是認定了陳巧文是一眾「80後」青年的領袖，相信只要把陳巧文擺平了，則所有青年人都鳥獸散天下太平。這根本是錯摸現時社會運動的發展情況，掌握不到現時青年人的個人特質，仍保留著那股「50後」的落伍思想，停留在上一輩「大佬對大佬」的講數思維。 香港警方這手法有點像中共處理新疆問題，本來疆獨分子都是遊兵散勇，中共硬要在幾千里外指出一個疆獨領袖熱比婭出來，然後一面倒打壓她，評擊她，然後希望把此人打壓了，事件就能平息。 如此手法，在面對香港新一代青年人這種無組織性的力量肯定不管用。就算警方真的打壓了一個陳巧文，仍沒意思，因為青年人參與運動的原因本來就與陳巧文無關。相反，警方這種打壓式的手段，只會越發引起青年人的不滿，讓一個又一個臨時代表人物冒起，讓青年人更落力參與，更趨活躍主動組織行動，亦會走到更前線去，活動形式更無法估計，行動更為激烈。 青年人反叛是每個年代都有之事，不過以往每個青年人反叛的對象分散，不成氣候。但這十幾年來，政府的施政失當及警方的壓逼越來越明顯，漸成一個單一清晰的反叛對象。若說有什麼人或組織把這股分散的反叛力量集中在一起，那就是後方指揮的政府及前線鎮壓的警方了。 若真的想平息青年人的怒氣，政府可以參考祖國的做法，把各個社交網站封鎖，為香港互聯網設下防火長城，強制安裝綠霸，監視網上及無線通訊等等，用強權把青年人壓下去。 或者，政府自己反思一下過往十幾年都在做什麼，為什麼竟把青年人都逼上街上去了，好好認真地回應一下青年人的訴求，怒氣自然消除。 本文寫於1月9日，因事至今才發表，有點過時。 [↩]
